5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，将在中国成为过去式。
7月12日，国家发改委发布《“十四五”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》。其中提出，推动开展城市设计，加强城市风貌塑造和管控，促进新老建筑体量、风格、
色彩相协调。落实适用、经济、绿色、美观的新时期建筑方针，治理“贪大、媚洋、求怪”等建筑乱象。严格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，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，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。
这是自2020年以来，相关部委第四次提到“限高”的政策。显然，国家对于城市建筑高度的管控力度逐步加强，此次写入《“十四五”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》，更是一个鲜明的信号——建设超高层建筑将受到严格限制。
与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
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，我国城镇化突飞猛进。在2000年之前，我国城镇化率还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，而经历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和城乡人口流动后，我国城镇化率于2011年首次突破50%，实现了历史性的结构变化。随后，城镇化率很快突破60%。
按照诺瑟姆曲线的理论，城镇化率达到70%后，将出现第二个拐点，即城镇化进程趋于平缓的成熟阶段。
当前，我国即将达到城镇化的成熟期，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转移不会再持续出现，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将相应减少。在一些三四线城市，甚至出现了住房数量比人口数更高的怪现象；空置的高层住宅和写字楼大量出现。
而随着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发展，未来人口数量将不足以支撑超大规模的城市建设。相应的，地产市场也呈现萎缩态势。近两年，各地楼市趋冷和“抢人”风潮，都体现了这一趋势。因此，适配于大规模、快速城市化的高密度、超高度的城市建设模式，将不再可持续。
资本和技术造就大量超高层建筑
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，资本和技术是驱动城市发展的两条主线。
从资本来看，容积率可以看作是地块的资本密度。资本驱动的城镇化，土地财政和地产经济形成合力，从而造成了大量的高密度社区的出现。
同时，19世纪末开始大规模推广的电梯技术，为大量高层、超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但技术对空间的拓展能力，依然存在上限。特别是考虑到消防因素，各国对于超高层建筑都有不同的管控要求。
在我国，为确保消防安全，居住区的高楼一般不能超过100米。于是，在地产开发中，大量99.9米的高楼拔地而起，撑起了一片片百米高楼组成的高原，这既造成了“千城一面”的同质化趋势，也严重影响了各地的城市形象美学。
密集的居住区，在突发疫情时，更容易发生社区传播。所以，历经疫情，各地都对高密度楼宇进行了深刻反思。本质上代表着高资本密度，形态上体现为高建筑密度和高度的楼宇，是否在面对各类不确定性的城市风险时，能够展现出韧性？
多数人对此表示否定的态度。因此，中等密度、布局合理、健康宜居的居住区，开始成为倡导的方向。健康社区、完整社区、绿色社区，在各地也不断得到示范和推广。
此外，大量高密度城区和超高层建筑的存在，也加重了城市交通拥堵的恶化。
我国很多城市居住密度高，而相应的道路面积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较低，路网密度较低，这些因素导致可用的人均交通空间不足。因此，在许多城市的超高层楼宇周边，上下班的高峰期很容易造成大规模的交通拥堵，形成明显的“堵点”。
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发达国家，半个世纪以来的城市蔓延早已被广为诟病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空间便是郊区居住区大量存在的断头路。而超高层建筑，恰是立体的断头路。不同建筑之间缺乏交通廊道的联系，大量人流物流都需要通过电梯进行垂直的交通组织，这也会产生一系列立体交通的问题。
